陈嘉庚专传(一）

　　陈嘉庚，又名甲庚，字科次，集美人。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（1874年10月21日），卒于1961年8月12日，享年88岁。陈嘉庚为颍川陈氏一世祖陈之后裔。陈氏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。北宋末，因避战乱寄居吴兴，后迁居江西饶州万年县。传至25世焰，分住福建同安县灌口草仔市市头。生子素轩，移居苎溪内上卢。素轩生子基，又名朴庵，娶嘉禾里（今厦门岛）林氏，因来往均需乘舟渡水，诸多不便，乃徙至集美社卜居于渡头。素轩为集美陈氏开基祖。素轩之后17世簪聚，又名集时，娶妻张氏，生三子，长名节，字缨忠；次名酌，字缨斟；三名杞柏，又名缨杞，字如松。杞柏少年南渡新加坡经商，开设顺安号米店，兼营地产，晚年返里家居。娶妻孙秀妹，勤俭持家，敬神信佛，好善乐施，深得乡人敬重。生二男，长即嘉庚，次名敬贤。嘉庚娶有四房妻室，育有九男八女。长房张宝果，生四子济民（厥福）、厥祥、博爱、博济；二房吴惜娘，生三子元凯、元济、元翼；三房叶却娘，生子国庆；四房周氏，生子国怀。

　　集美地处海滨，乡人以耕渔自给。嘉庚9岁入南轩私塾，习《三字经》和《四书》。塾师陈寅照本宣科，学童鹦鹉学舌，只知其音，不明其义，俗称“念书歌”。翌年，伯父缨忠自南洋返里办家塾，塾师龙某亦如前师，只教背诵，不作讲解。嘉庚就学多年，仍识字甚少。14岁时，塾师易为陈令闻，授课详加解说，读书始有一知半解。课余，嘉庚则帮母亲下地耕种，到滩涂淘海剖蚝，自小即养成劳动习惯。

　　集美曾为郑成功抗清驱荷之据点，村中留有延平古垒和“国姓井”旧址。嘉庚10余岁时，法军舰队炮击台湾基隆，突袭福州马尾，炸沉南洋水师军舰11艘，商船19艘。时逢大旱，瘟疫流行，乡人死亡相继，其亲族30余户100余人，存者仅半。嘉庚耳闻目睹，爱国爱乡、疾恶好善之心油然而生。

　　陈嘉庚专传(二）

　　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秋，嘉庚应父函召，南渡新加坡，习商于顺安米店。越两年，时任米店经理和财务的族叔返里，嘉庚接任。20岁，返梓与板桥乡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完婚，复从塾师补习。22岁夏，二渡南洋，仍任职顺安米号。其间，顺安规模扩大，又增办日新黄梨（菠萝）罐头厂，经营黄梨园数区，共数百英亩。光绪二十三年冬，母逝，父以营业无人代理，未许奔丧。翌年秋回梓葬母，因地师言坟穴方向不合，厝柩于墓穴之侧。26岁春，携眷南下，仍服务于顺安米店。两三年间，顺安米店资本增至4万余元，黄梨厂及种植园6万余元，振安铁店1万余元，房地产除押款外30余万元，另加营金胜美九八店和庆成白灰店，共3万余元，除利息外，实有资产40余万元。27岁冬，携眷回梓葬母灵柩。适厦门大火，焚屋千余间，闻讯以万元购地可建店屋数十间，乃修书禀父，获准后以4.5万元向厦门官厅购地，兴工建筑。不意有台湾籍民倚势图占，诉讼经年方结案。30岁夏末，第四次南下。其时，因庶母赌博，螟子骄奢，家业已被挥霍一空。嘉庚接手整顿，各业停罢，清理欠款，尚欠款20余万元。翌年，其父携眷归里。

　　光绪三十年春，嘉庚白手起家，筹资7000元，盘下日新公司，并在新加坡城郊建新利川黄梨厂，仅三个月，两厂共获利近4万元。夏初再开米店，号曰“谦益”。又购地500英亩，栽种黄梨，名曰“福山园”，自立营业之首年即获实利6万余元。翌年，创办日春黄梨厂兼制冰糖，各业共获实利4.5万元。光绪三十二年，开始向橡胶业拓展，购树胶子18万粒，种于福山园，并与人合伙经营恒美熟米厂，年获利3万余元。翌年，各业除伙伴红利外，余实利13万元。因各业进展顺利，获利颇多，嘉庚决意代还父债，遭亲友反对。因按英国法律，父子债不相及，子不顶父债。嘉庚认为，诚以待人，信以处世，蒙恩当报，欠债当还，一日不还，无时得安。遂于是年秋，主动还清父债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恒美米厂突遭火灾。遂将福山园抵押银行，贷款重建米厂。后出售福山园，获利32万元，至柔佛开垦祥山和福山二园，继续种植橡胶和黄梨，且在泰国开办谦泰黄梨罐头厂。至此，其已拥有橡胶园2座，黄梨罐头厂4座，米店和米厂各1座，存款达45万元。

　　民国3年（1914年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海运受阻，市场萧条，各厂被迫停工。由此，嘉庚深感航运业之重要，乃先后租船4艘，计吨位7800吨，当年即得利45万元。后因所租之船三艘到期，另一艘亦因租金提高不再租用，复投资72万元，自购轮船两艘，起名“东丰”和“谦泰”，可载货6750吨，两年得利80余万元。民国7年，两轮航经地中海时被德机击沉，获保险赔款120万元，航运业由此终止。乃集中财力于橡胶业，投资40万元，在柔佛购橡胶园两处，共3000英亩。铲除福山园间作之黄梨，专种橡胶，改恒美熟米厂和黄梨罐头厂为橡胶厂，改橡胶胶片厂为橡胶熟品制造厂。复与他人联办裕源、槟城、振盛丰三家橡胶公司。至此，其橡胶业已成为集橡胶种植、生胶加工、熟胶产品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联合企业，实存资产430余万元。

　　1920年代初，新加坡及马来亚胶价连连下跌，诸多小厂因亏损或停产，或半作。嘉庚分析橡胶生产形势，深感“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多所，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”，断定20世纪必为树胶之时代。遂于民国11年改变经营方针，投资30余万元，果断收购马来亚之麻坡、巴双、怡保、江沙、太平、霹雳、实吊远、峇株巴辖、峇株牙惹九家小树胶厂，并添置机器，扩大厂房，每月产胶布3万余担，远销欧美。民国13年，熟胶厂生产胶鞋、胶靴、轮胎、雨衣、医疗器具等产品，在中国和亚、欧、美、非及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行近百家，代理商120多家。与此同时，逐年扩大橡胶种植园。民国14年，胶园增至1.5万英亩，生产橡胶的工厂亦增至13座，另有饼干厂、黄梨厂、肥皂厂、制药厂、制革厂、皮鞋厂、火锯厂，设分行80余家，代理商100余家，分布于五大洲四十多个地区，共有职工3.2万余人，总资产达1200余万元，为其一生中登峰造极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，成为东南亚地区的“橡胶大王”。

　　民国15年，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蔓延。民国18年，胶价已由每担一百七八十元跌至七八元。连续三年，嘉庚所办胶业均无营利，尚有亏损，仅赖米店、饼干厂及黄梨厂得利数万元，以维持家用和义捐。民国17年5月3日，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，史称“五三惨案”。新加坡华侨发起抵制日货运动，嘉庚所办的《南洋商报》揭露某商家偷运日货。由此衔恨，树胶制造厂被人放火焚毁，损失近百万元。数年间各业均无盈利，至民国20年已负债400万元。为维持集美、厦大两校经费，不得不出售橡胶园6000英亩，并将所有资产折值为200余万元，将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，银行出董事数人，组成董事部，嘉庚仍任经理，银行代表任副经理。公司成立后，业务受外国资本钳制，嘉庚所提振兴之措施多无法实施。民国22年8月，英国汇丰银行一代表来新加坡，要求独家包揽公司之产品。嘉庚极力反对，拒签合约，诸董事竟代签约。鉴此情况，嘉庚于翌年二月决定全厂停闭，公司收盘。

　　陈嘉庚专传(三）

　　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冬，嘉庚返里完婚。忆及幼年读书甚少，出洋更觉不便，推及同辈，深感教育之重要，乃出资2000银圆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。“惕斋”系取“惕厉其躬谦充其度，斋庄有敬宽裕有容”之意。此乃其捐资兴学之滥觞。

　　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嘉庚回乡创办罐头食品厂。是时，其自立营商已八年，米店、黄梨厂、黄梨园、冰糖厂、米厂、橡胶园次第开办，父债已还，存款已有40余万元。忆及在乡时，“常到诸乡村，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，多有裸体者，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，触目惊心，弗能自已”，乃“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，愧无其它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”，遂自量绵力，创办集美小学。其召集社中各角房长开会，劝告停办各房私塾，联合筹办集美小学校。翌年2月，学校借陈氏祖祠开学，学生135人，聘校长、教员7人。又出资2000元，购村外鱼池一口，移土填池作校址，鸠工建筑木质教室七间，中秋完竣，全校移入。由此，“填池建校”传为美谈。

　　民国5年10月，嘉庚鉴于闽南师资缺乏，欲扩大办学规模，必先解决师资困难，乃商遣胞弟敬贤回梓创办师范及中学。敬贤购地，兴建教室、礼堂、膳厅、宿舍、操场等，招师范生3班，中学生2班，共196人，于民国7年3月10日开学。中学生只交膳费，学、宿费均免，师范生膳费亦免，各生不拘师、中，所需被席、蚊帐，概由学校供给。且规定，师范生按县分配名额，只招贫寒子弟，以防殷实子弟毕业后不肯服务教职。其间，嘉庚与敬贤共同制定集美学校校训“诚毅”，意为“诚以为国，毅以处事”。与此同时，委弟媳王碧莲筹办女子小学。民国6年2月，集美女子小学开学，学生60名。

　　民国8年5月，嘉庚回国前，请律师办理财产移交手续，将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，包括橡胶园7000英亩、货栈店屋地皮150方呎，全部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。并在宴请同业时宣布：“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，除花红以外，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，其余所剩之额，虽至数百万元，亦决尽数寄归祖国，以充教育费用。”

　　民国9年2月，嘉庚以福建海岸线较长，渔利关系甚大，遂开办水产科（后发展为水产航海学校），修业期4年，学膳宿费全免。且向英国购买渔船机器，雇请船匠建造渔船1艘，载重31吨。后又从法国购入载重274吨拖网渔轮1艘，添置渔船4艘，供学生出海实习。同年8月，创办商科，初招学生20余名，授以商业必需的知识与技能，学生待遇与中学相同。翌年1月，冲破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束缚，新办女子师范部，招收学生100余名，学生待遇同男师。

　　民国12年，时值军阀混战，闽军数千人驻扎集美学校，严重影响教学秩序。9月3日，集美中学侨生李文华、李凤阁乘船赴厦门，遭闽军枪击，李文华死于医院。陈嘉庚致电闽、粤两军首领，要求驻军撤出集美村，同时函示集美学校校长叶渊，倡议南北军政当局定集美学校所在地为“永久和平学村”。10月，孙中山批准此倡议，电令闽、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加以特殊保护，“集美学村”由此得名。同年，嘉庚致信叶渊，敦促其着手筹办集美农林学校，建筑校舍，开辟农林试验场和畜牧场。民国14年8月，集美学校开办高级师范选科，分设文、理、史、地、艺术、体育系，修业3年。次年春，农林学校开学，招收学生130余名。同年9月，又开办国学专门部，招收中学毕业生44人，高薪聘请江浙专家学者任教。

　　这段时间，乃嘉庚企业蒸蒸日上时期，在创办各类学校的同时，不惜财力兴建校舍和为教学服务的公共设施。民国9—14年，先后创建集美学校医院、图书馆、科学馆、音乐室、军乐亭、植物园、网球场、浴沂室、大膳厅和储蓄银行等，增建尚忠、诵诗、文学、敦书、即温、明良、允恭、崇俭、养正、葆真、务本、瀹智、肃雍等多座大楼。至此，集美学校已形成由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专学校及各种专门职业学校组成，男学、女学兼备，教学和服务设施齐备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。

　　创办厦门大学，乃嘉庚多年之夙愿。民国8年7月，其邀集各界人士300余人，在厦门浮屿举行特别大会，宣布创办厦门大学计划，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，经常费300万元，分作12年支出，每年25万元。并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，表示：“财由我辛苦得来，亦当由我慷慨捐出。”热忱呼吁：“众擎易举，众志成城，是所深望于海内外同胞也！”翌年10月，亲赴上海，邀请蔡元培等1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，聘请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为校长（翌年6月改聘香港大学名誉博士林文庆），主持筹备工作。自任永久董事长，敬贤为董事长。民国10年4月6日，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即温楼正式开学。5月9日，在厦门演武场举行厦大奠基典礼。为筹集办学经费，嘉庚三次向南洋富侨募捐，均告失败。乃竭尽一己之利，集中财力于校舍建设。至民国20年，八楼（映雪、集美、群贤、同安、囊萤、兼爱、博学、笃行）、二院（理化院、生化院）、一厂（发电厂）、一附校（模范小学）及教工宿舍等40余座建筑相继竣工，总建筑面积5万余平方米，拥有图书14.7万余册，各种标本1.8万余件，并附设有动物博物院、植物院、气象台、生物材料处、物理机器厂、煤气厂、制革厂等，总计支出100余万元。

　　民国15年后，嘉庚各企业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，经营艰难，亏损日甚，仍极力维持集美、厦大二校日常之经费和厦大之建设费。有人劝之停办或缩小学校规模，以维持营业。其曰：“余不忍放弃义务，毅力支持，盖两校如关门，自己误青年之罪小，影响社会之罪大。”至民国17年，共侵支银行300余万元，仍支付二校经费220万元。后外国银行集团以债权人资格，胁迫其停止支付校费，清偿债务，否则拍卖其不动产。嘉庚断然拒绝，谓：“宁使企业收盘，决不停办学校！”公司收盘后，其变卖位于新加坡经禧律42号之私宅三幢，充做学校经费，被誉为“出卖大厦，维持厦大”。同时多方奔走，求助于亲友及相知者。侨胞曾江水、叶玉堆、李光前、陈文确、陈六使、黄奕柱、黄廷元、陈延谦、李俊承及新加坡群进公司均出手相助，支持两校经费。民国26年，为集中力量维持集美学校，嘉庚致信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，称自己创办厦大，“虎头蛇尾，为义不忠，抱憾无涯”“限于经济不能发展，弟千思万想，别无他策，唯有请政府收办，弟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，不拘省立或国立，所有董权一概取消。”同年7月，厦大由教育部接收。斯时，全校设有3院（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商学院）、9系（文学、历史社会学、教育学、数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法律、政治经济学、商业学），教师120余人，其中拥有教授、副教授40余人，被誉为“南方之强”。

　　民国26年10月，日军侵占金门，集美各中等学校陆续内迁至安溪、大田、南安等县。嘉庚殚精竭力维持学校经费，电告重庆参政会，委将每月350元参政员薪俸汇交集美学校，并发动南洋集美校友捐款支持母校。香港校友捐款23万元，嘉庚将其入股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，以年息6厘作学校基金。族弟陈六使购公债100万元，以年息6万元充作学校基金。民国31年新加坡沦陷前，嘉庚预作安排，动员陈六使汇款700万元，女婿李光前汇款100万元，长子济民、次子厥祥汇款55万元，包括南侨师范、闽侨总会及自身存款20万元，总计1625万元，分两批汇寄重庆转闽南救济会陈村牧、陈水萍收，充作集美学校经费。学校用此款开设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友银行，以盈利充作集美学校经费。在嘉庚精神感召下，集美校友开展“校友养校”活动，仰光、上海、重庆、福州、广东等地校友捐献基金达3439万元，同舟共济，帮助母校度过危难时期。

　　1950年9月，嘉庚回国定居后，在国家支持下，向李光前等亲友集资，致力于厦大和集美二校的修复、扩建和发展，分别成立建筑部，招用建筑工人高峰时达2000余人。其亲自主持修建工作，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进度、经费使用事必躬亲，一一过问，每日巡集美学村1—2次，持杖步行数里，巡视各处工地。后因病重在北京治疗期间，还通过书信、电话指导施工。至其病逝，厦大修复和新建大楼31幢，6.26万平方米；集美学校修复和扩建学村建筑面积近16万平方米，比解放前增加三倍。1951—1959年，集美学村建设共投资1256万元，其中嘉庚筹资350万元，政府拨款706万元，集友银行股息和历年存款利息200万元。

　　嘉庚在国内的办学活动，不只限于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，且致力于同安以致全省各地教育之普及与推广。民国8年，其遍游同安各乡，调查乡村教育。目击乡村教育落后之状况，十分忧虑。乃发起组织同安教育会，以自己与敬贤之名义，认捐开办费1万元，经常费每年5000元为倡，计划三年内创办学校20—30所。结果响应者寥寥，仅募得2万余元。愿望未达，又于翌年在集美学校设立同安县教育补助处，补助各乡设立小学校，按学生人数，高等生每人8元，初等生5元，另补贴设备桌椅校具费每人3元，并派出视察员赴各乡调查办学情况。当年，开办小学30余所。嗣后，又提倡同安全县十年普及教育，计划十年创办小学200所，由富侨自办50所，其余向华侨募捐。至民国11年，仅募得2万余元，创办40余校，所缺之款惟有独资垫出。民国13年，改同安教育补助处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，继续拨款补助闽南各县中小学，并予以教学业务指导。民国15年，出资在闽南各县设立公学15所，补助同安及安溪两县小学32所。至民国23年，受补助者有同安等20县的73所中小学，补助银元19万余元。

　　嘉庚在国内办学的同时，亦重视侨居地的华人教育。其认为“若侨生失学，则难免外化。故应灌输其祖国文化……，挽回其爱国观念也。”侨居海外近60年间，倡办或参办华文小学3所（道南、爱同、崇福）、中学2所（华侨中学、南侨女中）、中等专科学校2所（水产航海、南侨师范），资助的学校有英华中学、中华女校、南洋女中、星洲大学等。

　　嘉庚不仅重视学校教育，倾资办学，也十分注重社会教育。民国5年（1916年），曾计划出资30万元，在厦门、上海、福州兴办图书馆，因胶价暴跌，公司亏损严重，未能实现。1953年，嘉庚着手在鳌园建筑集美解放纪念碑，碑座石阶上三下八，象征三年解放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，四周绕以围墙，镶嵌内容为各类动植物、交通、水利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、国防、民族、风俗等内容的浮雕700余块，供学生、乡民、游客游览参观，以增进博物知识，名曰“博物观”。1956年，其捐款10万元，发起倡议在厦门创办华侨博物院，筹得捐款27万元。其亲自选址，制定规划，监督施工，搜集和选购文物和陈列品，于是年9月开工，1959年5月，华侨历史、祖国历史和生物标本三个陈列室正式展出。

　　嘉庚一生倾资、倾心、倾力兴学，历史长达67年之久，创办、资助和支持发展的学校达118所，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之资金，陈村牧估计总数在2亿美元以上（含筹募），在海内外教育史上建树了无与伦比之业绩。有人评价为：“在全部华人的教育史上，嘉庚先生是前无古人的。”“陈嘉庚倾家办学，为吾国第一人。”

　　陈嘉庚专传(四）

　　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春，嘉庚、敬贤剪去发辫，在新加坡晚晴园加入同盟会，与清政府决裂，此乃其参加政治活动之始。12月，嘉庚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，乃其跨入华侨社会上层之标志。宣统三年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。11月9日，福建省光复。嘉庚得悉，即召集闽侨开会，组织保安捐款委员会，被举为会长，负责筹款救济闽省同胞和维持治安。次日即汇款2万元，月余汇款20余万元。12月16日，孙中山途经新加坡，嘉庚赠路费1万元，许筹5万元以助，事后如数汇交。

　　民国6年（1917年），天津水灾，新加坡华侨筹款救济，嘉庚被推举为主席，计募20余万元。民国17年5月，山东发生“济南惨祸”。嘉庚义愤填膺，当即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，召开全侨大会，发表演说，揭露日军暴行。大会选举嘉庚为主席，组成14个大队，分赴各区募捐，两三月间募款134万元。

　　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人大会，抗议日本侵略罪行，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，要求履行各种条约，迫使日本撤兵。会后，积极联络华侨抵制日货，开展反日宣传，并鼓动集美学校师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集美学校成立抗日救国会和义勇队，联络闽南抗日团体，在集美学校礼堂召开大会，组织闽南抗日团体联合会，后改称闽南抗日总会。民国20年12月8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。嘉庚深受鼓舞，向华侨筹募巨款，支持十九路军抗战。民国24年，国内11省发生严重水灾，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，动员华侨募捐，救济灾民，并以福建会馆名义，汇募款8万余元。民国25年秋，国民党发起“献机寿蒋”活动，分配马来亚华侨捐献飞机一架（10万元）。嘉庚以“献机救国”为宗旨，出任“购机寿蒋会”会长，发动华侨募捐，募得国币130余万元，约可购飞机13架.

　　民国26年，“七七事变”发生，全面抗战开始。8月15日，新加坡华侨召开侨民大会，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，委员32人，选举嘉庚为主席，简称“新加坡筹赈会”。嘉庚认常月捐至战事终止，每月国币2000元。叶玉堆、李光前各捐10万元，其他侨领各捐有若干。会后，在嘉庚领导下，除月捐、特别捐外，规定在大世界、新世界、快乐世界三大游艺场每两三个月举行一次义赈。此外，另有演戏、游艺、买五、卖花、游海、演讲设救济箱等募捐方式。翌年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、吧城庄西言等，深感有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之必要，致函重庆中央政府。7月30日，中央政府行政院电请嘉庚出面组织。嘉庚即于8月初登报通告，定于10月10日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。是日，大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，各属参加者有香港、菲律宾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、西里伯斯、婆罗洲、安南、暹罗、缅甸、马来亚等地45个团体的代表168人。议决总会名称为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简称“南侨总会”，推举陈嘉庚为主席，庄西言、李清泉为副主席，设办事处于新加坡。大会发表《宣言》，号召：“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，充大精诚，固大团结，宏大力量，以为我政府后盾，则抗战断无不胜，建国断无不成。”南侨总会乃南洋800万华侨首个统一组织，在嘉庚领导下，南洋“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，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”，踊跃捐输。逐月捐款约13500元，存入银行作纸币基金，国内可发行四倍之纸币。据国民党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报告，民国28年，全年战费18亿元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。抗战开始五年间，南洋华侨共汇家费义捐国币50余亿元，且劝募救国公债1500万元，募捐寒衣50万件，金鸡纳霜（奎宁）5000万粒，发动汽车机工3200余人回国服务。

　　民国28年冬，嘉庚为使海外华侨了解祖国抗战形势，增强爱国热心，慰劳抗战将士和受难同胞，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。翌年3月26日，嘉庚偕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等4人先期抵达重庆，先后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及政府要员20余人会谈，并参观西南运输公司及多个工厂，深感国民党要员身居要职，但大都假公济私，贪污舞弊，生活奢华，非常失望，发出“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”之叹息。慰劳团一行45人，则于4月14日抵重庆。5月1日，分作三团，分赴各地开展慰问活动。5月31日，嘉庚偕侯西反、李铁民一行抵达延安，由朱德陪同参观，应毛泽东约谈数次。嘉庚此次回国慰问，历时10个月，途经15省近百个市县，发表演说百余次，发放慰问部队士兵、伤员慰劳费320万元。离境后，多次举行报告会，报告国内抗战情况，如实介绍在延安所见所闻，宣传延安精神，激励华侨支持抗战到底之决心。其在考察延安回至成都时，向慰问团团员发表观感：“我未往延安时，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，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现，或还在学校读书。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，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。此人现在延安，他就是毛泽东。”回到新加坡后，兴奋地拉住黄奕欢的手说：“中国有希望了！中国有了真命天子！这真命天子就是在延安的毛泽东！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重庆、延安之行，两相比较，嘉庚改变了对国共两党的认识，乃其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。自此，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，逢会必大声疾呼：团结到底，抗战到底，组织华侨，运动华侨，敦促国民党枪口对外。

　　嘉庚离开延安后的言行，为蒋介石深恨见绝，指使人沿途监视、威胁，并企图阻止嘉庚入境新加坡。民国30年3月，南侨总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，蒋介石指派海外部长吴铁城、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与会，干扰大会选举，嘉庚仍以151票（代表152名）蝉联会长一职。

　　同年12月8日，日机轰炸新加坡。嘉庚受坡督委托，召集华侨开会，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，亲任会长，成立保卫团、宣传股和劳工服务团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翌年2月3日，南侵日军兵临城下，嘉庚自度回国必为国民党要人所不容，乃乘小艇离开新加坡，经苏门答腊、巴东、万隆、雅加达，匿居梭罗之陈泽海树胶园。为躲避日军搜捕，先后迁匿于玛琅和附近荷兰人住宅，自题后者为“晦时园”，并作俚诗一首以见志：“领导南侨捐抗敌，会场鼓励必骂贼。报章频传海内外，敌人恨我最努力。和平傀儡甫萌芽，首予劝诫勿昧惑。卖国求荣甘遗臭，电提参政攻叛逆。强敌南侵星岛陷，一家四散畏虏逼。爪哇避匿已两年，潜踪难保长秘密。何时不幸被俘虏，抵死无颜谄事敌。回检平生公与私，尚无罪迹污清白。冥冥吉凶如有定，付之天命惧奚益？”匿居期间，嘉庚撰写了《南侨回忆录》、《住屋与卫生》和《我国行的问题》。《南侨回忆录》一书后增补“战后补辑”、“个人企业追记”两部分，于民国35年3月出版，全书37万字。

　　民国34年8月12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嘉庚于10月1日启程，经泗水、吧城，两地均为之举行欢送会。6日抵新加坡后，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布通告，安排调查日军占领期间华侨之损失，以“为死者申冤，为生者谋救济”；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，“以其襄助建设于万一”；广征日军在各地烧、杀、劫、奸之史料，着手编辑《大战与南侨》一书，将日军罪行记录在案。21日，新加坡五百社团联合举行欢迎大会。11月18日，旅渝福建同乡会、厦大集美校友会等团体发起，在重庆召开“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”，并向嘉庚发出致敬电。邵力子、郭沫若、黄炎培、柳亚子、陶行知、沈钧儒等莅会。

　　同年10月，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“双十协定”。嘉庚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还政于民，谋皮于虎，蜀道崎岖，忧心为捣。”并撰文《民主非流血不易得》，称“若望国民党贪官污吏放下屠刀，还政于民，正无异与虎谋皮！”民国35年7月，全国内战爆发。对美国出钱出枪，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行为，其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等：“查蒋政府执政二十年，腐败专断，狡诈无信”，其所用官员“贪污营私，声名狼藉，以致民生痛苦，法纪荡然，为中外所咸知。”“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，民主政治已见实施，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。且中共获民众拥护，根深蒂固，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，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，亦不能使其软化”，劝告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；对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商约和航空条约，允许美国驻军，出卖国家主权，其斥之为：“较诸石敬瑭、秦桧、吴三桂、汪精卫，犹有过之！”同年11月21日，陈嘉庚创办的华文报纸——《南侨日报》面世，嘉庚任该报董事会主席，胡愈之任社长。《南侨日报》高举民主和平旗帜，反对独裁，宣传革命，号召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团结一起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。民国36年5月28日，主持召开星洲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，讨论国内学生运动。会后，致电南京国民参政会：“国民党当局假宪政之名，行独裁之实，使用贪污，滥发纸币，加以发动内战，更使民不聊生。京沪平津等地青年学子，迫于义愤，呼吁和平，竟遭惨杀，甚至以军法镇压学潮，封闭报馆，侨情激愤。”“唯有恢复言论自由，切实保障人权，方足以平民愤！”声援国内学生运动。是年，嘉庚在怡和轩三楼大厅悬挂毛泽东画像。民国37年3月15日，发表《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》一文，断言：“中共终必胜利，美国终必失败。”3月31日，发表《蒋介石的“最大错误”》一文，指出“蒋氏一生奸诈独断，专横腐化，祸国之惨，害民之众，史无共匹。今则天怒人怨，众叛亲离，行见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乃复不知悔悟，竟诿为容共抗战之失计，其自欺欺人，恬不知耻，竟至于斯极！”5月1日，发布南侨总会第16号通告，否认国大所选举的总统，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件。5月4日，出席中国民主同盟等新加坡进步团体召开的代表会议，会议致电毛泽东主席，表示不承认蒋介石政府，赞同中共中央“五一号召”（即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）。6月2日，为缅甸《新仰光日报》创刊三周年题词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；身家可以牺牲，是非不可不明。”7月17日，发表《中国内战何日告终》一文，指出蒋军抵抗共军，“则无异螳臂之挡车”，“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”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和期望。

　　民国38年5月5日，嘉庚应毛泽东电邀启程回国，经香港、天津，于6月4日抵北平，林伯渠、董必武、叶剑英等到火车站迎接。7日，由周恩来导往西山会见毛泽东，刘少奇在座。15日赴中南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。6月22日至8月30日，先后到天津、沈阳、抚顺、本溪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乌兰浩特、长春、大连、旅顺参观考察。9月21日，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，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，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0月1日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。其间，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、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。10月30日离京，先后参观济南、徐州、开封、郑州、汉口、长沙、湘潭、南昌、福州、泉州等城市，于12月27日回到集美。在视察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后，拟定重建集美学村计划，详述建设厦门和厦大之设想。1950年1月24日，离开集美，经漳州、龙岩、广州、香港，于2月15日回到新加坡。

　　回国期间，嘉庚耳闻目睹全国各地蓬勃建设的新气象，对新中国充满信心，决意回国定居。1950年5月21日启程，6月10日到北京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，会后先后到张家口、归绥、包头、石家庄、大同、青岛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、福州等地参观考察，9月5日定居家乡集美。1953年1月18日，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。1954年9月27日，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，同年12月25日当选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。1956年10月12日当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。1959年4月，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。

　　嘉庚定居集美后，在集中精力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恢复和发展的同时，通过会议提案、会议发言、给中央领导写信、答记者问、发表文章和谈话等方式，积极参政议政，拥护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抗美援朝、过渡时期总路线、党的民族政策和华侨政策；批判浮夸风和官僚主义，反对全民办厂、大炼钢铁、大办食堂；谴责印度尼西亚掀起排华事件，谴责印度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叛乱和侵占我国领土的侵略行径；热情接待回国华侨，鼓励华侨回国投资，参加国家建设；提议修建鹰厦铁路、高集海堤、集杏海堤，开发龙岩矿区等。因病住院期间，仍念念不忘集美学校、厦门大学、台湾回归祖国……鞠躬尽瘁，直至生命最后一息。

　　陈嘉庚专传(五）

　　嘉庚身材适中，面貌清癯，生性严谨，不苟言笑。其为国大公，为人至诚，为事坚毅，在南洋，称之为“嘉庚风”。

　　民国13年，嘉庚得知集美学校师生和校友为纪念自己50岁生日，发起募捐，建造介眉亭。即于3月25日致信叶渊：“闻之殊深诧异，……无论兴工与否，弟决不愿受。”认为此种张扬名声，炫耀一己之事绝不可为，并将全部款项退还捐募者，改亭名为军乐亭。

　　民国27年10月，汉口、广州失陷后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“和平谈话”。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，五次致电汪精卫，劝其“严杜妥协之门”，后知其无法挽回，则指其“秦桧卖国求荣”。并以国民参政员身份，发电第一届参政会，提出“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，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，当以汉奸国贼论”之提案。会议修改为“敌未出国土前，言和即汉奸”，获一致通过。邹韬奋《抗战以来》一书誉之为“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”，“这寥寥十一个字，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，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”。汪逃至安南（今越南）后，嘉庚复致电中央政府请宣布汪卖国罪状，革职通缉。汪系嘉庚老友，厦大筹办时拟聘为校长，私谊颇厚。时值民族危难紧急时刻，嘉庚大义凛然，公忠体国、除恶务尽之心跃然纸端。嗣后，又接华北汉奸江朝宗、池尚同（前集美校长）、王大贞等联名鼓吹对日谈和电，当即复电怒斥其“卖国求荣，谄媚无耻，沐猴而冠，终必楚囚对泣，贻子孙万代臭名。”

　　民国29年，嘉庚率团回国慰问考察期间，在福建逗留50余日，足迹遍及八闽大地，沿途耳闻目睹省政府主席陈仪苛政祸民之劣迹，甚为不快，三次函电陈仪，恳求撤销统运，革除弊政；四电蒋介石，祈求过问闽事，救闽人于水火，均被束之高阁。遂沿途召开闽人与闽侨救乡会，印刷传单，历数陈祸闽之十六条罪状，发动闽人攻陈。回到新加坡后，置蒋介石警告于不顾，不计利害，于民国30年4月1日召开闽侨大会，发表大会宣言，电呈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，要求陈仪下台。4月21日，日军攻陷福州，陈仪不战而逃，此事遂寝。其爱国爱民之心、疾恶如仇之性格于此可见一斑，如其自云：“余自前年因西南异动而攻击陈济棠，以提倡和平卖国攻击汪精卫，以阻碍军运攻击宋子良，以舞弊国帑攻击孔祥熙，以腐朽误国攻击吴铁城、蒋鼎文、高凌百，以野心祸闽攻击陈仪、徐学禹，以教育党化攻击陈立夫。呜呼，此岂余之好事哉?……不过激浊扬清，属余代表南侨职责，疾恶好善，出余爱国天性。”

　　嘉庚于国忠诚坚毅，于民赤诚如子，于己则简朴持身。嘉庚20余岁时，在新加坡见友人珍藏一药书，名曰《验方新编》，友人言其方颇有应效。即念“吾闽乡村常乏医生，若每村有此书一本，裨益不少。”乃出资印制，共印六七千本。后复在天津、北平、汉口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、香港、广州等地及南洋各埠登报广求良方，中外惠寄者千余方。编辑后，及《验方新编》交上海世界书局定印2万本，除分送赠方者及国内诸分行外，约存1万本，以其半数在闽省分送，半数寄南洋。此乃其心系民瘼之肇始。

　　嘉庚自奉甚俭。旅居新加坡数十年，怡和轩附近酒店林立，从未光顾。所居一顶蚊帐、一把雨伞、一只皮箱，一用数十年。身上衣着，除外出两三套较好外，其余均处处补丁。避难印尼时，请一校友修补破袜，并嘱以五拼三即可。校友送新袜数双，其坚辞不收。1950年回国定居后，自定每月伙食费15元，来客每餐加招待费5角。其喜食地瓜粥，以豆豉、小鱼、海蛎、花生米佐之。不嗜烟酒，不喝咖啡。故居在抗战期间被日军飞机炸毁，定居集美后寄居校董会办公楼。亲友劝之修复，其执意不行，直待校舍和民居全部修复后，方用余料修之。人问，陈公捐资兴学逾亿，兴建校舍过百，何以如此锱铢必较，苛求自己？其答曰：“盖以个人少费一文，即为吾家多储一文，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，积少成多，以之兴学，此余之本意，亦即本校之性质也。”

　　嘉庚对子女亦十分严格。其曰：“父之爱子，实出天性，人谁不爱其子，惟必以道德之爱，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。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，愚而多财则益其过，实乃害之，非爱之也。”故规定家人生活费每月25元，孙儿回国求学，每月补贴学费30元；子孙不可免试进入自办大中学校。其子国庆在校时佩戴领带，被斥之为浪费，不许结戴；次子厥祥就读道南小学，距家十五六里，不准用车接送；一侄儿结婚，送礼30元，并嘱不要请客；某子要求取得饼干厂在某地的代理权，答以“父之财产为集美学校所有，不得更动。”早在民国8年，即将在南洋之全部不动产捐给集美学校作永远基金。嘉庚去世后，集美校委会遵其生前意愿，捐款50万元建设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，50万元充作集美福利基金，其余全部用于集美校舍建设，未留只钱遗子孙。

　　1958年1月，嘉庚因患鳞状上皮癌，先后赴上海和北京治疗，1961年8月12日零时十五分逝世于北京肿瘤医院。嘉庚逝世后，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。8月14日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参加遗体入殓仪式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宋庆龄、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，首都各界3000余人及外国使馆官员前往吊唁。15日，首都各界人士2000余人举行公祭大会，周恩来主祭，朱德委员长、陈毅副总理等13人陪祭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。祭毕，周恩来、朱德领先执绋，护送灵柩上车，以专车载往厦门集美。沿途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鹰潭、永安党政和侨联负责人到车站敬献花圈致祭。20日下午3时，车抵集美，万人夹道，与嘉庚泣别。6时，灵柩安葬于鳌园。21日，全省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厦门工人文化宫举行追悼大会。其后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州、南宁、武汉、长沙、开封、西安等20余座城市的归侨、侨眷和各界代表也分别集会追悼。在海外，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缅甸等地亦先后举行追悼大会。9月10日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追悼大会，会场嘉庚遗像上方横匾书“万世流芳”四个大字，两旁挽联为“团结华侨八百万，复兴中华一条心”；“前半生兴学，后半生纾难；是一代正气，亦一代完人”。1990年3月31日，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，将第29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“陈嘉庚星”。

　　一代人杰，千古流芳。早在民国34年11月重庆庆祝陈嘉庚安全大会上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即对陈嘉庚作出高度评价。周恩来、王若飞发表祝词：“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，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，诽言不能伤，威武不能屈，庆安全健在，再为民请命。”邵力子与黄炎培先后发言，赞颂嘉庚：“兴事业，办教育，勤劳国事，言人之所不敢言，为人之所不敢为。”“发了财的人，而肯全拿出来的，只有陈先生。”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贺电，则将嘉庚一生精辟地概括为“华侨旗帜 民族光辉”。

　　附一：陈嘉庚民国27年10月26日发给汪精卫和重庆某日报的电文

　　精卫先生勋鉴，有电计达。顷接国内可靠消息，先生主和甚力，事虽绝不能成，难免发生摩擦，淆乱观听。今日国难愈深，民气愈盛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继续抗战，终必胜利，中途妥协，实等自杀，孰利孰害，彰彰明甚。若言和平，试问谁肯服从？势必各省分裂，无法统摄，不特和平莫得实现，而外侮内乱，将更不堪设想，坐享渔利，惟有敌人。呜呼！秦桧阴谋，张昭降计，岂不各有理由，其如事实何哉？先生长参政会，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？态度骤变，信用何在；二次之会，又何必开？海外全侨，除汉奸外，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，抑且闻讯痛极而怒，料国内群情，亦必如是。万乞俯顺众意，宣布拥护抗战到底，拒绝中途妥协，以保令誉，而免后悔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

　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宥（十月二十六日）

　　附二：陈嘉庚吁请严惩汪精卫电文

　　中央党部、军事委员会、国民参政会钧鉴：汪精卫叛国求和，罪恶重大，实古来奸贼所未有。丁兹抗战救亡，胜负未决，暴敌狡计，利在以华制华。汪与党羽暗中通敌，因中央宽假，得脱身离境，乃复发出艳电，冀摇人心，全国上下莫不痛恨。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，以正典型，不意仅革党籍，未及国法，而汪又无悔祸意，非但不肯出洋，敛迹思过，尚广布爪牙，巧肆簧舌；外则加紧勾结敌人，内则阴图颠覆政府，此而不诛，何以励众。若曰汪有前功，卖国便可无罪，汪为党之副总裁，应特别包涵，虽中央宽大为怀，欲留余地，然此于法于理，皆属失当！盖汪既不忠于总理，出卖民族，则为党之罪人，国之奸贼，过去任何高功，亦不容赦。现汪虽逃外境，以避国法，而中央为正内外视听，国法仍不可不行。至所谓宽大为怀，亦须待抗战胜利以后。今我前方将士浴血挥戈，后方民众卧薪尝胆，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，蒋委座复锐意推动精神总动员，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，实南洋八百万侨胞众所莫解。谨布区区，尚祈对汪贼严加惩处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！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元（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）

　　附三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宣言（摘录）

　　总会成立不久，汪兆铭竟妄发和平妥协主张，继之以公然叛国降敌，又继之以组织南京伪政府，身受国父知遇，位居党政要职，丧心病狂，乃至如此！罪浮秦桧，奸甚刘豫，为革命留一污点，为民族留一耻辱。总会陈主席嘉庚首警告而揭发之，于是全国上下，一致共弃。大会同人鉴于国贼稽诛，妖言未息，大义所在，不与两立，用决议通电声讨，并请政府严令全国官民不得与此丑及其伪组织信使往还，违者以通敌论罪。

　　总会陈主席嘉庚，公忠谋国，一生如一日。其在教育上贡献，古之所无。其以人民地位协助政府抗战，今日仅见，而识足以辨奸，才足以服众，德望足为群伦钦式，徒因守正不阿，刚毅质直，每当有事之时，辄招无根之谤。大会同人最近闻陈主席忽萌退志，骇异之余，深悉其苦衷，而考虑之余，又深以为不可。值此抗战期间，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总会之组织，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，同人深信南洋绝大多数侨胞需要陈主席，爱戴陈主席；国内绝大多数同胞，亦需要陈主席，爱戴陈主席。用决议致电政府表示同人公意，并慰留陈主席。

　　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